故宫院刊 | 尚 刚：唐代丝绸两题

初唐时期吐蕃应已织造丝绸，都兰的出土物当含其产品。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，工艺美术品样貌常晚于汉地的同类产品，重要原因当为其统治集团喜爱早年受赐物的样貌，令工匠依样制作。唐代的丝绸外销屡遭禁断，合法的出关主要是马价绢和赐赠品。或因丝绸为重要的战略物资，到元代中叶，朝廷依然禁断其外销。

唐代丝绸两题

尚 刚

一   都兰唐风丝绸
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青海都兰吐谷浑墓群出土的丝绸广受关注。主要依靠图案的比对，学人普遍相信，它们大多织造于汉地，少数产在中亚、西亚。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曾经指出，那些被判定为西方织锦的真实产地当在吐蕃本土。本文将要说明的是，都兰唐风丝绸还应包含吐蕃的产品。

唐代以前，青藏高原并无丝织业。入唐，情形一变。领有其地的吐蕃与中央王朝两次和亲，既令内地丝绸相继大批输入，又开启了唐朝渊源的丝绸生产。

史称，迎来文成公主，松赞干布便“释毡裘，袭纨绮，渐慕华风”。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，他“献金银珠宝十五种，请置太宗灵座之前。高宗嘉之，进封为王，赐杂彩三千段。因请蚕种及造酒、碾、硙、纸、墨之匠，并许焉”。对于吐蕃“请蚕种”，唐朝“许焉”，应当格外留意，因为“请蚕种”目的显然是织造丝绸。单有蚕种，还不能织造，笔者认为在赐予的工匠之中，也该包括缫丝纺织的匠人。60年后，金城公主出降，中宗在赏赐巨额丝绸的同时，又令“杂伎、诸工悉从”。诸工之中，应该也有丝织匠师。至于桑树，吐蕃显然早有艺植，否则“请蚕种”、要工匠便毫无意义。而雅鲁藏布大峡谷中那棵著名的老桑树，树龄有一千多年，在传说里，是由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手植。有蚕种、有桑树、还有匠师，条件齐备，吐蕃丝织应当就此发祥。

都兰墓葬的主人多为吐谷浑上层，龙朔三年（663），吐谷浑为吐蕃攻灭。既然成为吐蕃的重要邦国，吐谷浑应当受赏不断；既然在7世纪中叶，吐蕃丝织业已经发端，因而，此后的都兰丝绸也该包含吐蕃的产品。既然工匠来自唐土，或者是其技艺传人，相继的赐予又在不断提供汉地的丝绸范例，便应引出吐蕃丝绸与汉地同风，因而，以技术、图案区分都兰唐风丝绸的产地，或许不太可能。

关于都兰丝绸的织造年代，也久受关注。学人的判断依据大抵是图案，以图案在汉地流行的时段，推断都兰同类丝绸的织造年代。这个方法虽然不为无据，可惜尚欠周详。因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，即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，同类产品常常晚于汉地，即样貌同风而发展不同步。

以著名的联珠圈纹为例。大约在8世纪初，它已被汉地改造，并逐步淡出了中国内地的装饰。而至敦煌陷蕃的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，它在中国，只流行于敦煌地区。莫高窟158窟佛枕上的联珠立鸟图案特别著名〔图一〕，而此窟的开凿被推定为839年。唐代以后，联珠圈纹又曾在辽代风靡，不仅织为锦纹〔图二〕，还是刺绣的主题〔图三，图四〕。自然，这种现象不独见于丝绸，辽早期的金银器也往往如此，不少作品的造型更近二百年前的盛唐，如在耶律羽之等墓中的多棱把杯、吐尔基山辽墓中的折肩罐〔图五〕。

图一   佛枕联珠立鸟纹图案
中唐    敦煌莫高窟158窟

图二   联珠四鸟纹锦
辽中晚期  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

图三   联珠云龙纹刺绣
辽中期  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

图四   联珠鹰猎纹刺绣经袱
辽中期   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

图五   凤纹鎏金银折肩罐
辽早期  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

何以同风异步？文化传播需要时日固然是个原因，但却只能解释两地时差不久的异步，无法说明相去甚久的同风。相去甚久，或许因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喜爱过往受赐物的样貌，遂令工匠依样制作。自然，在本文例举的辽代，还要关注其同西域的联系，即吐蕃与契丹同西域的联系更多，而联珠圈纹与把杯、折肩罐造型的西方渊源早成常识。

二  丝绸外销

大唐丝绸源源外销早已演为常谈。然而，此说不尽符合史实，因为当年的丝绸外销一再遭遇禁断，即令在中外交流最频繁的初唐和盛唐。

李唐立国未久，便禁断丝绸出关，一旦违反，即获严惩。初唐的《关市令》称：“锦、绫、罗、縠、绵、绢、丝、布、牦牛尾、真珠、金、银、铁，并不得度西边、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。”对这个律条，官方做过细致的解说：“从锦、绫以下，并是私家应有。若将度西边、北边诸关，计赃减坐赃罪三等。其私家不应有，虽未度关，亦没官。”据以可知，绫锦并非寻常人家可以拥有，武后时代，酷吏侯思止甚至因私蓄锦，被杖杀于朝堂。唐代的绫锦等级很高，可惜这个知识总被忽略。

盛唐时代，中外交通最畅达，但丝绸出关依然犯法。如“开元二年闰三月敕：‘诸锦、绫、罗、縠、绣、织成、绢、丝、牦牛尾、真珠、金、铁，并不得与诸番互市，及将入番。金、铁之物，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’”。不仅丝绸外销遭禁，就连是否准许番夷使者购买，也常常困扰当道。张的《龙筋凤髓判》由79则盛唐的典型案由与其判词组成，案由之一为：“鸿胪寺中，土蕃使人素知物情，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，请市，未知可否？”显示了执法与待客的两难：丝绸出关，依律当禁，但使者购买，又于情难却。张富才华，有学术，干练通达，所撰判词精彩，其结语为：“听其市取，实可威于远夷；任以私收，不足损于中国。宜顺其性，勿阻番情。”

唐代，禁止丝绸外销的律令被长期奉行。晚唐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说，在中国，“显宦高官穿的都是豪华的丝绸衣料。这种丝绸，因为没有取得中国人的许可，还不能运到阿拉伯各国去，而且要价高得没个谱”。此言出自求利的商人，不免夹带经济的盘算，但由此也可以获知，晚唐仍旧禁止丝绸外销。

尽管外销屡遭禁断，但唐土以外，中国丝绸仍大量出现。其中，走私出关者不少，合法的输出也有，后者大抵为马价绢和赐赠品两类。安史乱中，回鹘便恃助剿之功，强势卖马，马价绢即与之交易的丝绸。绢马交易持续80余载，直到840年回鹘汗国崩解才告结束。马价绢数额颇大，甚至一年数十万匹。派织江淮，民不堪扰，便以疏短绢缣应付，惹得回鹘阙下投诉，皇帝只得下令禁断疏短织造。孰料，绢缣越好，来马越多，把唐朝政府和百姓拖入了恶性循环。

唐朝同外邦、外族联系频密。交好“天朝”，必获赐赠，丝绸即其大宗。赐赠的丝绸每为锦彩。何谓锦彩？唐人曾经解说：“赐番客锦彩，率十段，则锦一张、绫二匹、缦三匹、绵四屯。”锦彩中的丝绸是匹料，匹料之外，帝王还常以锦袍赐赠外番。扬州是土贡锦袍的著名产地，至少在天宝年间，岁岁以“番客锦袍五十领”“新加锦袍二百领”等充贡。益州（今成都）织锦久负盛名，当地所产赐赠锦袍不入土贡，应为官锦坊产品。《册府元龟》载：“（开元）六年六月，敕少府监，锦袍宜令益州每年粗、细各织十五领送纳，以供赐诸番守领。”

绢缣通常素朴无纹，故马价绢殊少艺术意义，而绫锦纹彩华美，锦彩、锦袍不仅是物质财富，还属于文化艺术。赐赠外番的绫锦应该投其所好，故纹彩当具异域风情，而其图案又会影响唐代其他丝绸的装饰。因而，赐赠的丝绸富含艺术交流的价值。不过，唐代的丝绸出关总遭禁断，受赐的首领也人数有限，故在关注赐赠丝绸艺术风貌的同时，也不该将其影响放大。

唐代丝绸在中国的西北收获最多，它们产在哪里？总为学界热议。多年来，以产品的精粗别产地、分中外的方法常被沿用。而《册府元龟》对益州锦袍有精、粗两种的记录，却表明如此鉴别未尽妥当。它透露的消息是，不仅在同一产地、同一作坊之内，产品有高下之分，甚至为同一目的制作的锦袍，也有优劣之异。之所以锦袍精粗有别，则取决于受赐者身份的高下，此即古人常说的赐物“有差”与其命意。

至于缘何禁止丝绸出关，当在于它兼有实物货币的功能，是重要的战略物资。一旦被外敌占有，便可能用以博易武备，贻患中国。联系到伴同丝绸遭禁的，还有金银和可造兵器的铁，乃至弓箭，并且，律令总是针对虎视大唐的“西边”和“北边”，这个推测应该合理。

大唐以后，元代最为开放，可是对丝绸外销的禁断仍旧存留。只是，这时联络中外的主要通道已由陆地转到海上，丝绸外销也大抵从出关改为下海。元仁宗时的市舶条例中有，“金银、铜钱、铁货、男子妇女人口、丝绵、段匹、销金绫罗、米粮、军器，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。违者，舶商、纲首、事头、火长，各决壹伯柒下，船物俱行没官”。此时，与丝绸同时被禁的，不仅有金银、铜钱，还有铁货、军器等等。如此看来，晚到元中叶，丝绸仍被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，外销依然要严厉禁断。然而，在元代后期，民间丝绸贸易兴盛。在《岛夷志略》里，汪大渊已经公然记录外销丝绸，书还被附在官修的泉州路志之后，这应该说明，丝绸外销的禁断此时已经解除。

［作者单位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］

（责任编辑：宋仁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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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 刚：《唐代丝绸两题》，原文刊载于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3年第3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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